把故事節帶到柏林 —— 一次關於語言、相遇與場域的策展實驗
2025年冬天，第一屆「真的故事節 Damn True Festival」在東京舉辦。三天兩夜裡，來自不同城市與領域的華語非虛構創作者聚集在一起，分享作品、交流技藝，也討論如何在變動的世界中繼續講述真實的故事。 故事節結束後，一個問題被留了下來：如果這樣的相遇不只發生在東京呢？ 2026年春天，「Damn True Festival: Pop-up Edition」來到柏林。相比完整的故事節，Pop-up 是一次更輕盈、更濃縮的嘗試：在另一座城市裡，重新搭建一個讓創作者、故事與觀眾相遇的場域。圍繞語言、家園與身體等主題，來自不同背景的寫作者、導演、藝術家與研究者，在柏林展開對話。 活動結束後，我們邀請柏林站策展團隊彼此提問，回顧這次嘗試的起點、過程與思考，也重新梳理一個問題：當一個節日開始移動，它究竟帶著什麼出發，又會在不同地方留下什麼？
文｜DTF 柏林站 策展團隊
插畫｜Anita Erling @pencilhaircut
Q：什麼時候出現柏林真的故事節 Pop-up 的念頭？為什麼要 Pop-up？為什麼第一站是柏林？
「真的故事節 Damn True Festival」（DTF）最初是作為一個「容器」被構想出來的——一個在日常現實中並不存在，但可以在特定時空中被搭建出來的場域。我們希望在這個場域裡，讓不同形式的非虛構創作彼此交會，也讓更多人感到，這些故事與自己相關。
在東京之後，我們開始更清楚地意識到：DTF 不只是一個節日，它更像是一種可以移動的機制。因此，「Pop-up」的概念逐漸成形。
我們希望同時觸及兩個層次：一方面，是創作者之間的小圈，能夠交流技法與創作方法；另一方面，是更廣泛的公共空間，讓非虛構作品打開新的觀眾。Pop-up 的形式，使這兩個圈層可以在不同城市中被重新組織，也讓 DTF 與更多地方發生具體關係，從而獲得某種韌性。
柏林因此成為一個自然的起點。
近年來，柏林逐漸成為以社會現實為基礎、跨類型非虛構創作的重要交匯點。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、紀錄片導演、記者、學者與藝術家在此相遇。這座城市層疊的歷史記憶，以及對創作實驗的開放氛圍，使其持續吸引創作者停留、交流與碰撞。同時，我們也觀察到，越來越多華語創作者在過去幾年選擇以柏林作為創作與對話的據點。
另一個契機來自於東京故事節的延伸。在閉幕演講中，項飆提出「用漢語書寫世界」的問題。之後，我們與他及其在德國馬克斯·普朗克研究所的團隊進一步討論，如何將這一提問帶到柏林。在這裡，問題的起點轉向一種更具體的處境：當下的柏林華人，往往處於一種「懸置」或「半懸置」的狀態，而語言是一個關鍵入口——它既承載記憶與情緒，也連結分析與思考。
我們的合作夥伴「在場・獎學金」自 2024 年起與德國 Blaues Haus Stiftung 藍書屋基金會合作，支持新銳非虛構寫作者與獎學金得主在柏林駐留創作。這些交流也逐漸在柏林編織出一個持續擴展的創作者與策展人網絡。
在此基礎上，「Damn True Festival: Pop-up Edition」誕生。柏林站作為第一次嘗試，我們希望搭建一個讓故事、創作者與觀眾相遇的場域，並以此為起點，逐步展開在歐洲更長期的連結。
Q：主題是怎麼定下來的？以及三個場次的安排背後的想法？
東京的「真的故事節」最後留下了一個問題：「我們如何用漢語書寫世界？如何身處世界書寫漢語？」來到柏林，我們將這個問題轉化為另一種更具當下性的提問：How do we live together now?
這個「now」，指向的是當下歐洲的現實處境：移民與難民潮持續改變城市結構，右翼勢力的興起使排外與種族歧視加劇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不同語言、文化與歷史背景的人，如何仍然可能共同生活？
三場分享，正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。
第一場從「語言」出發。語言不只是工具，它連結著家庭、成長與身份認同。無論是從父親的故事書寫經濟史的記者，還是透過家族記憶追索殖民歷史的藝術家，他們都從極為私人的經驗出發，最終觸及更廣闊的歷史與公共敘事。這一場試圖回答的是：私人敘事，如何轉化為能被他者理解的作品。
我們邀請到李德輝 Felix Lee，華裔德國人，記者，現任 SZ-Dossier Geoeconomics 編輯。著作《父親，福斯汽車與中國》以自身家庭的故事為線索，探討福斯汽車進入中國以及中國經濟的崛起；獲2023年德國商業書獎。
以及沈綺穎，藝術家，來自新加坡，跨越攝影、電影、裝置、表演和書籍製作等多種媒介進行創作，利用藝術和檔案介入來質疑和複雜化歷史敘事和殖民敘事。2024年首演劇場作品《有一天我們會明白》，探索家族歷史與英屬馬來亞反殖民戰爭。
由屠思齊主持，社會學者，現任職於馬克斯·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，研究聚焦於流動性如何連接個人願景與地緣政治經濟秩序，探討個體如何在變動的世界格局中重構自身的位置。
Felix 從兒時講起，成長於德國小鎮，沒有唐人街、沒有華人社群，反而，這讓「矮男孩」有空間成了「酷小孩」；後來隨父親工作調動搬到亞洲，又成了亞洲的外賓；但卻是稍懂中文的外賓。在這些縫隙中，Felix保留了自己獨特的、珍貴的、觀察不同文化的視角。最終成書，對Felix來說，把父親的故事寫下來也是一種翻譯工作：把爸爸的經歷轉化成現在德國讀者能理解的語言；讓移民故事不只是「失敗的融入」，也讓成功的移民故事被看見。
綺穎帶大家從影像進入記憶的「時空隧道」，尋找家裡消失的爺爺、也是尋根。「寫了十多年別人的故事，我開始覺得我自己的故事是什麼呢？」找到老家，發現爺爺其實也是中共的烈士，「馬來西亞人怎麼會又變成了中共的烈士？」這是在極少資料的官方檔案館，和刻意遺忘的家族記憶中摸索了十幾年的故事。綺穎用不同的媒介、敘事方式去嘗試講述這個故事，她一直在思考，要如何傳承這樣一個充滿了暴力和創傷的故事給下一代。
第二場討論「家」。兩位在柏林創作的導演，不約而同地將鏡頭對準「家」這一主題。對於長期處於移動中的人而言，「家」可能既是一個應該離開的地方，也是一個在離開之後才逐漸清晰的存在。影像，成為重新理解自身位置的一種方式。由柏林華語獨立書店 Encounters 創辦人李挽靈 Mary Lee 主持 。
郭頌儀導演的短片《28》以柏林為座標，書寫流徙港人的生存狀態，獲得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最高榮譽「鮮浪潮大獎」。近年來，移民在香港是一個沈重的話題，在柏林拍電影，是因為回不去，還是因為放不下？以柏林望香港，郭頌儀回想，「我覺得我生活在香港的時候，我不是生活在香港，我是生活在自己建構出來的一個世界。」而在柏林，來自其他地方的創作人會對香港的方方面面都感興趣，她發現這是一個「重新認識香港」的過程。
李蔚然導演的長片《東山飄雨西山晴》今年在柏林電影節 Panorama 單元世界首映，同時提名泰迪熊最佳紀錄片獎——她跟著鏡頭，把一個在北京與柏林之間拉扯的自己，赤裸裸地交給了觀眾。在柏林、或者說在歐洲創作，存在一個很殘酷的事實，李蔚然看到了，「你自己的身份決定了你的創作」，但也是一件「很欣慰的事情」。李蔚然的另一部紀錄短片《我在家中漸漸消失》，主要在北京拍攝，在歐洲獲得很好的回響，「家是一個你應該離開的地方，如果你一直在那裡的話，你可能不會體會到家的重要。所以我在過去的15年一直在離開家，這也就是為什麼家對於我來說越來越清晰，就是北京，就是我家人所在的地方。」
第三場聚焦「身體」。相較於文字與影像，「身體」是我們過去較少觸及的面向。我們提出「身體」，是和「理性」作為一種對照來看的，講述難以抑制的、不被理解的慾望、處境等。不論是移民、還是本地人、不論是哪一個種族、政治光譜、性傾向，都存在不被理解的「身體」。
我們邀請了陳逸飛，逸飛是遊動的布袋戲說書人，也做版畫、做Zine、打太極拳、辦工作坊…… 从「手」出發進行的創作，可以跨越語言、跨越文化，他週遊各地、認識不同的「本地人」。另外邀請到在柏林駐留的何小培，小培1990年代投身中國女權運動，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創立「粉色空間」，二十多年來以影像記錄被壓制的生命：HIV感染者的日常、拉拉與男同的婚姻、跨越常規的慾望。
他們的兩種創作方式，都在問同一個問題：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身體，要怎樣才能被看見？身體是最誠實的語言，也是最難壓制的東西。由身體做出的表達，力量來自最本能的感受。怎樣才能讓這些情感、人、處境被看見？我們請兩位創作者在現場放映或展示作品，希望觀眾不只是理解，而是直接感受這種「身體性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次 Pop-up 的講者在活動前彼此並不相識。這也是我們刻意保留的一種策展策略：讓相遇本身成為事件的一部分，使交流與碰撞在現場自然發生。
Q：談談合作的場地方C*SPACE，這是第一次合作嗎？雙方合作的化學效應如何？
我們的合作夥伴「在場・獎學金」與 C*SPACE 的合作始於 2024 年 11 月。當時在場與藍書屋基金會共同舉辦了一場一日活動「寫作的決心——以非虛構回到人性真實」，邀請楊瀟、李梓新，以及在場獎學金的得獎者林秋銘、樹瓊，共同討論個體與公共之間的寫作位置。那也是我們策展團隊第一次和這個空間合作。
DTF 柏林則是第二次合作，但也是我們第一次與 C*SPACE 團隊在線下進行更深入的現場策展討論。
C*SPACE 位於柏林潘科區，一棟三層樓房帶有小庭院，由 Jan Siefke 與 Katja Hellkötter 創立。兩位創始人曾在上海與香港生活多年，後來移居柏林。初次造訪時，Jan 用從中國帶回的茶具泡了一壺雲南紅茶。到了活動當天，每張圓桌上都擺放著茶與咖啡，這些細節，讓空間自帶一種緩慢而親近的節奏。
這也直接影響了我們對場地的使用方式。
不同於傳統的講座形式，講者在台上、觀眾在台下；C*SPACE 的建議是將空間拆解為六張圓桌，觀眾圍坐其間，桌上有茶、有點心，講者則共享一張沙發，以一種更鬆弛的狀態進行分享。這種設計與我們對 Pop-up 的構想不謀而合：我們希望創造的，不是一個單向輸出的場域，而是一種讓交流自然發生的環境。
這種氛圍在現場得到了非常具體的回應。每一場分享結束後，講者身邊都會自然形成幾個小圈，對話並未隨著活動結束而停止。我們後來也得知，不少講者與觀眾在現場交換聯繫，並在活動之後繼續在柏林見面，互相觀看彼此的創作——戲劇、展覽、電影、插畫與文字。
某種程度上，這正是 Pop-up 想要促成的「延續性」。
Q：第一次在歐洲舉辦pop-up，會緊張票房嗎？對於最終的成果感覺如何？
相較於傳統活動，我們對「票房」的焦慮其實沒有那麼強烈。Pop-up 更像是一種場域實驗——關鍵不在於規模，而在於是否真的促成了相遇。
柏林站最終有約七十位觀眾，組成相當多元：創作者、媒體人、C*SPACE 的常客、在地社群、留學生，以及 queer 社群。從現場的反饋來看，這些原本相對分散的群體，在這次活動中產生了交集。
觀眾的參與方式也非常「柏林」：有人專注聆聽，有人現場速寫講者，有人一邊用餐一邊交流，也有人中途到庭院聊天或打乒乓球。這種鬆散而開放的節奏，反而讓活動呈現出一種更接近生活本身的狀態。
對我們來說，最大的挑戰，是如何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中建立信任與連結；而最大的收穫，則是在活動結束之後，那些仍然持續發生的關係——講者與觀眾之間的再次相遇、彼此觀看創作、延續對話。
這也讓我們更確信：Pop-up 並不是一次性的事件，而是一個讓原本不會相遇的人，開始產生關聯的契機。
最後，「真的故事節」第二屆日期決定，2026年12月4日至6日，我們繼續東京見！
